做活动邀请客人和媒体，与在国内也大有不同。在国内即给所有邀请的媒体记者打电话，再三确认他们是否出席。在美国，会发一封邮件给所有相关媒体人员，告诉他们这场活动需要RSVP（回复），记者感兴趣的话就会通过一个链接回复信息，到活动当天，我只需要通过公司后台的一个系统把RSVP的媒体名单打印出来即可。
当然，也会有突发状况发生，比如在白宫做活动的当天，就有非洲兄弟没带护照。那显然是不能进白宫的，谋大人当时已经焦虑得快要死过去了，结果老板说：“他进不去，就不让他讲话了。”我说：“那我们都花这么多钱把他飞过来，很可惜啊。”老板说：“那这是他自己的问题。”
要是在国内，有着超强甲方心态的客户肯定会破口大骂，说公关公司没有安排好。但是我老板一点都不紧张，我也就无所谓了。但是最后，被超强优越感客户虐过千百遍的谋大人，掐指一算还有时间，马上打电话给酒店，让他们准备好护照，然后抓着不靠谱的非洲兄弟打车回去，顺利把他弄进白宫。
其间还有各种突发状况，比如某参与者在白宫里迷路被保安逮住了；某人在转移场地时没搭上车被落下了；某人说不给他报销回程出租车票他就不干了；某个活动参与者活动结束后死活要多住几晚上酒店，当天不退房……老板的态度都是“爱咋咋地，这不是我们的事情，没有你我们又不是不做这次活动了”。但是这等小事怎么会难倒做过贱公关的谋大人，最后都一一解决，被老板表扬得天花乱坠，还在公司内获得了“event boy”的昵称——谋大人的翻译就是：公关一霸。
我最喜欢的是每次活动之后的总结会议，完全不是假大空，会讲一些真正实用的方式，以待下次改进。
比如有一次活动，一个肯尼亚演说家要求匿名，但是现场有人拿着相机拍照。如果照片被公布，匿名就没有意义了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保护他的隐私，于是总结会上我们决定，如果有匿名演说家参加活动，我们一定会在场地立一个No Photo（禁止拍照）的标牌。
经常在微信上跟国内的公关小伙伴聊天，谋大人拉仇恨地跟他们说：“我现在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做公关啊，只是活动场地在国会山和白宫！”
有些小伙伴抱怨国内公关真心不好做，一方面要受客户的气，另外一方面又要讨好媒体，夹在中间不好办。在华盛顿做了这些公关活动，让我完全理解了客户和媒体在工作中体现的那种优越感是有多二。
在国内时又一次和几个小伙伴吃饭，大家都在抱怨一个公关公司，说飞到上海之后他们居然没有安排人接机。其中有个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一边看着指甲，一边说：“你知道吗，老子最讨厌的，就是公关不专业。”
在华盛顿，每个人都明白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，他们做该做的——从送餐的西班牙大妈、负责安排场地接待的小哥，到我的老板、参与的媒体记者——他们把这些事情做好、做到极致，这才是工作的真谛吧。
（作者为前媒体人，间隔年到华盛顿做志愿者，“华盛乱炖”讲述他在那里的见闻趣事。）
做活动邀请客人和媒体，与在国内也大有不同。在国内即给所有邀请的媒体记者打电话，再三确认他们是否出席。在美国，会发一封邮件给所有相关媒体人员，告诉他们这场活动需要RSVP（回复），记者感兴趣的话就会通过一个链接回复信息，到活动当天，我只需要通过公司后台的一个系统把RSVP的媒体名单打印出来即可。
当然，也会有突发状况发生，比如在白宫做活动的当天，就有非洲兄弟没带护照。那显然是不能进白宫的，谋大人当时已经焦虑得快要死过去了，结果老板说：“他进不去，就不让他讲话了。”我说：“那我们都花这么多钱把他飞过来，很可惜啊。”老板说：“那这是他自己的问题。”
要是在国内，有着超强甲方心态的客户肯定会破口大骂，说公关公司没有安排好。但是我老板一点都不紧张，我也就无所谓了。但是最后，被超强优越感客户虐过千百遍的谋大人，掐指一算还有时间，马上打电话给酒店，让他们准备好护照，然后抓着不靠谱的非洲兄弟打车回去，顺利把他弄进白宫。
其间还有各种突发状况，比如某参与者在白宫里迷路被保安逮住了；某人在转移场地时没搭上车被落下了；某人说不给他报销回程出租车票他就不干了；某个活动参与者活动结束后死活要多住几晚上酒店，当天不退房……老板的态度都是“爱咋咋地，这不是我们的事情，没有你我们又不是不做这次活动了”。但是这等小事怎么会难倒做过贱公关的谋大人，最后都一一解决，被老板表扬得天花乱坠，还在公司内获得了“event boy”的昵称——谋大人的翻译就是：公关一霸。
我最喜欢的是每次活动之后的总结会议，完全不是假大空，会讲一些真正实用的方式，以待下次改进。
比如有一次活动，一个肯尼亚演说家要求匿名，但是现场有人拿着相机拍照。如果照片被公布，匿名就没有意义了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保护他的隐私，于是总结会上我们决定，如果有匿名演说家参加活动，我们一定会在场地立一个No Photo（禁止拍照）的标牌。
经常在微信上跟国内的公关小伙伴聊天，谋大人拉仇恨地跟他们说：“我现在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做公关啊，只是活动场地在国会山和白宫！”
有些小伙伴抱怨国内公关真心不好做，一方面要受客户的气，另外一方面又要讨好媒体，夹在中间不好办。在华盛顿做了这些公关活动，让我完全理解了客户和媒体在工作中体现的那种优越感是有多二。
在国内时又一次和几个小伙伴吃饭，大家都在抱怨一个公关公司，说飞到上海之后他们居然没有安排人接机。其中有个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一边看着指甲，一边说：“你知道吗，老子最讨厌的，就是公关不专业。”
在华盛顿，每个人都明白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，他们做该做的——从送餐的西班牙大妈、负责安排场地接待的小哥，到我的老板、参与的媒体记者——他们把这些事情做好、做到极致，这才是工作的真谛吧。
（作者为前媒体人，间隔年到华盛顿做志愿者，“华盛乱炖”讲述他在那里的见闻趣事。）